stan们是什么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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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nem有首同名歌曲Stan，说的是名为Stan的一男的狂热喜欢Eminem但后来脱粉回踩，和怀孕女友两尸三命车祸沉入海底。欧美那边用Stan代名狂热粉，可以翻译成脑残粉。
这首网红歌曲为什么让外国年轻人如此“上头”？｜读刊
过了小年等大年，等待放假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抖音的又一波骚动——去旧迎新的欢乐视频，带年货的网红秀，过节有空录个小视频……社交平台在国内的风生水起自不必说，但字节跳动的市场绝不仅限于国内。抖音的海外版TikTok，俨然成为英语世界隔离生活的救命稻草，逐渐成为年轻人在分离状态下的个人连接方式与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外国年轻人都在TikTok上看些什么？本期“读刊”栏目带你看看一首意外爆红海外的网络歌曲。
不久前，一个苏格兰邮差在TikTok上传了自己表演英国海员号子的视频，竟出人意料地席卷了英语国家。这个叫Nathan Evan的英国乡村音乐爱好者在去年年底录制了一首十九世纪的新西兰海员号子”The Wellerman”（意为“Weller公司的雇工”），歌词内容讲的是水手们等待澳大利亚捕鲸公司Weller Brothers供给茶叶、蔗糖和朗姆的情形。
“The Wellerman“的不同演绎版本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次的点击量。（视频来源：Youtube）
这首歌迅速走红，获得了四百四十万的观看次数，模仿人数猛增，“船员号子”（#seashanty）的话题标签自成一体，相关音乐视频获得了超过七千万的流量。Evan后又录制了“Drunken Sailor”一曲的视频，并在六天内获得了四十万的观看量；而他自己，也因为海歌狂潮获得了音乐公司的正式签约、发行自己的独立唱片，并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全国音乐榜前三。
但这与丁真带红理塘的故事不同，Evan引发了一种颇为有趣的社会现象。英美的TikTok用户对海员号子的音乐格式进行了各种现代演绎，各大媒体争相解析航海历史和海歌传统；大英图书馆也将海员号子类资料的导读目录赶工完成，将前定于今年四月的出版计划提前到本周四推出。但所有媒体都在问什么：为什么是海员号子？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TikTok？可以说，海员号子的历史与音乐本质，加上疫情与媒介更新的偶然，共同催生了网络之海上的水手还魂；而号子的回归，也是解读疫情百态和直播文化的独特切入。
撰文 丨冯塬雅
海员号子的兴亡与英帝国文化身份
根据英国政府下属的非部门机构“历史悠久的英格兰”(Historic England)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记载，海员号子的传统可追溯至十五世纪中期。就像长江边上的纤夫一样，商船的海员在进行集体的重体力活时也有自己的激励、号召和调剂方式，也就是号子。Shanty一词的来源已不可考，有人认为它源自“chant”即歌颂一词，也有人说它的变异和发音源自法语的chanter。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shanty专指船员们在进行体力劳动期间所唱。而根据劳动种类的不同，又分为Capstan Shanty（起锚号子）和Pulling Shanty（拉纤号子）两种。因此，号子本身的节奏简单、重复性高，与集体劳作的需求吻合。早在1982年，学者William Saunders就写道：“号子的精髓在其节奏；它的歌词往往是粗俗、随机的胡言乱语，它的意图只在从长期过劳又营养不足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最后的劳力。”这是大航海时期的特殊产物，也在蒸汽轮船兴起的十九世纪式微，真正兴盛的时期也只有五十年左右。
号子通常需要一个主要领唱人和众多应和者，通过问答的形式共同完成。经典航海小说《白鲸》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在1849年观察水手劳作。他在手记中写道：“一个会唱歌的水手是歌宝藏，他能得到船长的垂青和同伴的追捧；有的船长甚至会在挑人的时候先问他，拉纤的时候放不放得开嗓子唱歌。”
不论是梅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还是海明威笔下独自逐浪的老人，国内读者心中的航海者或许多为个人英雄主义的硬汉；但梅尔维尔的这段关于号子的手记，让我们意识到作为凝结者的领唱人是如何举足轻重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在航海时代的英国，危险重重、利益丰厚又令人热血喷张的远航经历，本质上是种实用主义下的群体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扩张的特质紧密相连。Sea Shanty一词本身是极其英式的说法，又因日不落帝国对自己航海领域的自豪，被长期认作英国文化和身份的体现与重要成分。英联邦国家的民谣与摇滚乐种都有海员号子与船歌的印记。
《白鲸》，赫尔曼·梅尔维尔著，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也许正是因为对日不落的追忆，英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研究者对号子的重新流行十分伤心，甚至在学术平台撰文解析。在主流学术网站JSTOR*上，科学家兼作者Jess Romeo发表了《号子与船歌区别何在》（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hanty and a Sea Song?）一文，提出此次ShantyTok（或可译作“号子抖音”）的鼻祖《The Wellerman》其实只算船歌。号子只能在重体力活过程中唱，船歌却可以在航程中翘脚闲唱；号子从来没有伴奏，船歌却可五花八门。而《Wellerman》表达的是捕鲸船员对食物供给的等待，显然并非劳动场景专用。这些煞有介事的学者似乎也不好意思对抖音式的文化现象显得太煞有介事，于是无一不在采访或文章后面加上鼓励：年轻人以有创意的方式重振文化就好，精确划分是我们学者自己的执念，也是情有可原。
Nathan Evan的船歌号子在Tiktok上走红之后，大英图书馆甚至提前了海员文化书籍的出版计划。
疫情时期的海上孤舟
英国《独立报》的音乐专栏作家Roisin O’Conner在文章《船员号子的历史，以及它们在2021年大火的原因》（The history of sea shanties – and why they’re such a hit in 2021）中提到了号子与船歌在七十年代的一次短暂回归。彼时，已逝的加拿大歌手Stan Rogers在其首张专辑《Fogarty’s Cove》中充分书写了加拿大的航海生活，也因此借用了十八世纪传统号子的特征。专辑对传统歌曲《Leave Her, Johnny》进行了重新演绎。这是以往在航程最后，也就是停靠抛锚、清理甲板时才唱的保留曲目，而研究者Frank Thomas Bullen更是在《Songs of Sea Labor》（海上劳作之歌）中写道：“在最后一天之前就唱这首歌，其效果无异于叛变。”这种深厚的仪式感似乎只在追忆中隐约焕发活力；Rogers之后，航海之歌也逐渐平息了。那么这一次的狂潮又是出自什么原因呢？
肯塔基州立大学的民族音乐学教授James Revell Carr在接受O’Conner访问时提到；“这些号子有些下流，有些厚颜无耻，它们让你内心深处的顽童摩拳擦掌。它们又如此活力四射——这些歌曲只为劳作而生，因此必须使你血脉喷张、神经紧绷，必须让你拉动纤绳、抛出船锚。”言下之意是，这是音乐对肢体的不可抑制的调动，又挑逗着人性中较为本能、粗狂的动物因子。这或许与我们更为风花雪月的歌唱不同。《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歌咏之，咏歌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歌唱，是从内心情感生发、由内而外的涌动；而在Carr的描述中，船歌和号子似乎反向而行，从身体本能开始，刺激劳动的集体热情。
水手歌似乎总有种“魔性”的力量吸引着听众，郑智化的《水手》在上世纪90年代的爆红，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除此之外，Carr提到了这些号子与船歌所带来的关于漫游的浪漫主义联想：“新英格兰水手到太平洋上自我放飞；他们说自己把良知挂在了好望角上，因为过了好望角、到了西岸，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人。这种经历使他们更有音乐性、创造，且更有世界性。”也就是说，回顾这段历史的航海音乐爱好者，已经从这些音乐性想象中获取了无关体力劳动的满足。在这一层面上，Carr或许与《毛诗》所指的从内心生发的音乐大致相近。
但使上述优势在如今快速发酵的，其实是疫情隔离。O’Conner在文章最后提到，航海之歌的流行与人们困居家中的状态息息相关。这些歌曲为孤独的、远离所爱之人的TikTok用户带来集体感，而那种富有动力的节奏和航海时期的大无畏乐观精神，为令人沮丧的隔离生活打了一管鸡血。独立记者Elizabeth Grenier也在德国*站DM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两百年前的海员号子代表了2021年的时代精神》的文章（Why 200-year-old shanty songs embody the spirit of 2021）。除了与Carr看法相近的论点外，她引用了科学记者Leigh Cowart的推特文：“共同的肢体感受与表达，对人类而言好处良多——尤其是在数月的社交隔离之后。”事实上，Cowart关于号子抖音热潮做了一次TED演讲，这是她在活动后的感言。
在2019年上映的心理恐怖悬疑片《灯塔》（The Lighthouse）中，两个独守孤岛的灯塔看护人在长时间的隔离中逐渐产生幻觉，情绪在风暴中愈加崩溃，最后双双命丧荒岛。而长时间的航海生活，无异于如今西方社会所遭遇的隔离——肢体和精神的孤独，加上漫无目的直至时间不复存在的等待。充满活力的船歌与号子除了调动本能的身体运动、通过这种肢体的共同运动传到联结感外，也代表着大航海时代的水手们冲破困阻、熬过孤寂的，向着自由的抗争。这对于急于摆脱困境的人们来说，似乎格外有吸引力。与其说TikTok用户帮助古老的航海之歌回归当下，不如说这些古老的号子帮助阴翳中的今人重拾了当年的生命张力与自由心情。
电影《灯塔》（2019）剧照。
百变的号子与直播文化：新媒介带来的新消费习惯
在轮番上阵的各方专家中，英国编辑、撰稿人及媒体研究者Hanna Kahlert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她在MIDiA Research上发表文章《直播扼杀文化？看看海员号子再说》（Streaming is killing culture? Tell that to the Sea Shanty），提出航海音乐文化的再度流行是搭乘了直播媒介的东风，也就是音乐消费者往内容创造者逐渐过渡的趋势。
2019年，Lil Nas X专为TikTok创作的《Old Town Road》反响火热，从舞池歌厅到各种手机软件不绝于耳，在2019年就让许多音乐市场中人大跌眼镜，并将之归咎于网络文化的不确定性和善变性。这次直接跳回两百年前的海船号子，似乎也符合这种被成其为规律的规律。但这背后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推手——游戏。从经典的《Runescape》（国内简称作“江湖”）、《刺客信条》到更有现代气质的《巫师》，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已然从号子风格的游戏背景音乐中熟悉了这些水手之歌的要素，譬如简单、抓耳的节奏和饱满动能。无论是忍受海上漫游的孤独、逃离游戏中的困境还是结束隔离状态的渴望，号子的吸引力似乎在这种困兽心境中尤其富有魔力。
最重要原因还是在于网络经济的兴起。Kahlert指出，追捧Nathan Evan唱号子的用户，已经与2019年的《Old Town Road》听众大不相同了——他们不断通过TikTok也就是抖音的功能进行再度创作，甚至成为“特有的船歌号子生态”。号子热潮的成功揭示在网络时代成功的新准则：刺激观众进行再度创作的能力和丰富潜能，也就是迷因（meme）文化，在通俗翻译过来便是梗文化。而梗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网络经济模式之上。利益不再只出自直接的网上销售，而越发偏向平台互动频率，也就是流量经济。就像当年的大航海时代一样，网络之海上的我们，越发依赖群体或社区来盈利。历史兜兜转转，似乎常见相似。
Kahlert在文章结尾讲道：“在2021年，人人都是创造者。相比于商品的直接消费，创造性的合作也是直播成功的体现。而革命性的下一步，则是找到直接将直播内容创作转化为利益的方式。”这在国内的抖音用户看来，似乎有些太落后了，但令人深思的是，TikTok在商业方面落后的网红经济，似乎在文化创造上来得十分生猛——文化界乃至学界的各种针对直播内容也就是航海音乐文化的解读和追溯，有种天真又令人尊敬的严肃。这或许有他们在家里待得太无聊困顿的原因，但这种对联结和解禁的渴望确实真诚且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