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圣是谁(医圣是谁)

医圣是谁

医圣张仲景。张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寻觅医圣张仲景

本报记者 赵慎珠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战争频繁，疫疠流行，以致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有一种被称作伤寒的流行病，有很强的传染性，死亡率极高，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许多地方连棺材都卖空了。曹操在《蒿里行》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伤寒，全然不同于普通的发热性疾病，医生束手无策，病人不治而亡。特殊的背景，惨痛的现实，造就了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救治无数患者，写就一部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第一个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专家，第一个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治病方法、博采众长药物用法融为一体，并切实用于临床的医家，被后世尊为“医中之圣”“众方之祖”。

然而意外的是，张仲景的生平，在文献中少有记载，1800年来，人们对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医圣故里等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不休，竟然成了医学史上瞩目的悬案。

行走南阳，流连在医圣祠与仲景故里，点点滴滴，寻觅扑朔迷离的医圣张仲景。

◎百姓敬仰

小满，满眼的绿，布谷声声，在天地间清亮地啼唱。南阳市区，月季花灿然，花形花色，极其丰富，或覆盖地面，或种植花坛，或攀墙而生，或依附于拱廊、藤架、柱之上，典雅清丽。

一路花香，在市区东关的温凉河畔，一座坐北朝南的祠堂傲立路旁。祠的大门为砖石混合结构，黄色琉璃瓦覆顶，布局严谨，巍峨壮观。门前是一对高大雄伟的子母阙，阙正面镶嵌一对朱雀，大门上方，是郭沫若题写的“医圣祠”三个大字，门上装饰有300公斤重的铺首衔环。

迎门一个青石照壁，正面是张仲景生平简介，背面是《伤寒杂病论·序》，字体工整，刻工考究。望一眼宽敞的院落，花木繁茂，绿荫蔽日，一条青石板道路幽深而去，路中央，矗立着张仲景高大的青铜塑像，路两旁，分别是华佗、王叔和、李时珍等十大名医的塑像。

走过山门，来到张仲景墓前，它由墓、墓亭、拜殿三个部分组成，墓为方形锥顶仿汉砖石结构，四角各嵌一青石羊头。院植古龙柏一株，凌霄花环绕其上，来此觅花合药者，竟日不绝。祠内的六株金桂，古树虬枝，若是秋日，芬芳满园。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说，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群众纷纷来到墓前，朝拜医圣，祈求健康平安。

1988年，“张仲景墓及祠”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医圣祠创建于何时，早已无从考证，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郝万山，讲述一段传奇。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初夏，兰阳（今开封东）读书人冯应鳌得了重病，忽冷忽热，久治不愈。一天深夜，他恍恍惚惚进入梦境，见一位老人向他走来，穿黄衣，戴黄帽，老人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全身，冯应鳌顿时浑身舒畅，便问：您是谁，为什么给我看病？那人说：我是长沙太守张仲景，今天给你看病，是有求于你。在南阳城正东4里路处，有个祠堂，祠堂后面77步，是我的墓，有人要在墓上挖井，请你去那里阻止他们。说完，老人飘然而去。

冯应鳌醒后，出了一身大汗，痊愈了，非常高兴。当年秋天，他果然在南阳城东发现了一个祠堂，祠后77步，有几个人正在打井。他一看，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11个字：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

这块石碑，今天仍然被收藏在医圣祠的东偏殿内，圆额长方，楷书阴刻，边刻双线，勾勒卷草纹，碑额刻有莲花盖。遗憾的是，石碑上没有立碑的时间，也没有立碑人的名字。

1981年，医圣祠在整修中，在发现墓碑处再向下挖，竟发现还埋着一个碑座，碑座的后面，写着“咸和五年”，即公元330年，大约是张仲景离世后的11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墓碑确系晋代无疑。也有学者提出，从清代开始，仲景才被誉称为“医圣”，墓碑是否为晋代所记，仍有待考索。

郝万山说，把神奇的传说变成梦境，刻碑纪念，再写在书里，足见后世对仲景医学成就的赞誉。

农历正月十八，相传是仲景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医圣祠人如潮涌，进香的、游园的、看大戏的，好不热闹，医圣的诞辰，沿袭成了一个特殊的民间节日。

张仲景墓

◎经典流传

在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几幅是描绘东汉时期疫疠流行的场景，画面上，有哀嚎的飞鸟，新起的坟墓，哭泣的女人，还有掩鼻而过的路人，令人凄切感伤。

《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从汉安帝到汉献帝不到100年时间，流行的大疫有10次。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说到，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都是因传染病而死的。

南阳一带，“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他的家族200多人，从建安初年（公元196年）起，不到十年时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伤寒而死的有130多人。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强烈冲击着张仲景，他要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

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他因人而异，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很快使伤寒病的治疗出现转机，大量病人得到了及时救治。

通常，中医在诊病时，注重的是机体，即人体对致病因素的反应状态，是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这一治疗方法，是张仲景在前人的基础上臻于完善的，如今已经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他阅读大量医学书籍，积累民间秘方、验方和单方，极大提高了临床治疗水平。他花费近十年时间，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和临床经验进行总结，反复修改十余次，完成唯一的一部著作《伤寒杂病论》。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国医大师张磊说，《伤寒杂病论》即现在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强调，未病之前，完全可以预防，既病之后，应该用药物治疗。同时，他把所有治病的有效医方和药品一一记录，让人明白疾病是一件寻常事。

《伤寒杂病论》是临床医学的优秀之作，张仲景把临床上积累的众多医案分门别类，以一种成熟、系统的理论或者认证方法，将其串联、贯通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它是一部理论化、系统化的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医案、医话。《伤寒杂病论》也在方剂、剂型、妇科、温病、调理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在一个中医药方上，某一药物剂量的增减，即能左右方剂的性能，所以用量颇为讲究。书中所载的药剂类型，种类极多，如丸剂、散剂、栓剂等等，都有详细记载和准确的使用方法。

河南中医药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许二平教授讲解，《伤寒杂病论》被后世推崇备至，其成就远在诸多医书之上，因而与《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书，合而被奉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如果想在临床上疗效明显，想成为名医，就必须读熟、读透《伤寒杂病论》。它既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医的临床指导书；既是理论基础，又是临床总结，所以《伤寒杂病论》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世医家校勘、注释、发挥《伤寒杂病论》的书籍，汗牛充栋。唐代时，中国传统医学传入日本，日本汉方医学主要是对《伤寒杂病论》的传承。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使用《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医圣祠鸟瞰

◎尊奉医圣

汉代建安年间，张仲景撰写的16卷《伤寒杂病论》，还没来得及流传，就在兵荒马乱中散乱不全，近乎失传，又历经数代，分合隐现，错综复杂。

最初整理这部书籍的，是西晋王叔和。青年时期的王叔和，与张仲景学生卫汛非常要好，立志钻研医道。王叔和医术高明，32岁即被选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他“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整理《伤寒杂病论》，署名“南阳张机·述”（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与王叔和同时代的医学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里说：“汉有华佗张仲景”。唐代房玄龄编修《晋书》时，在《皇甫谧传》中记载：“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

不幸的是，西晋经过一场永嘉之乱，王氏之书也无处寻觅。唐初名医孙思邈，早年撰写《千金要方》时感慨，江南名医存有仲景秘方，却不外传。他到了晚年，才见到仲景《伤寒杂病论》。

在《伤寒杂病论·序》中，仲景陈述行医的宗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告诫同行，且莫“争名逐利”，要“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这一济世救人之心，成为历代衡量医者品行的标尺。

宋代，国家组织一个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时说，仲景继承的，是大圣人的意志。南宋医学家许叔微认为，不读仲景的书籍，如同儒家不知道孔子的“六经”。清代著名医学家费伯雄赞：“仲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伤寒、金匮诸书，开启屯蒙，学者当奉为金科玉律。”从清代起，人们奉仲景为医圣，修缮祠堂，供奉朝拜。

民间的诸多神奇，与仲景相关。南阳东有桐柏山，西有伏牛山，北有熊耳山，南邻汉水，地处南、北温带交汇之处，盛产的中药材2000多种，为仲景的临床医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许二平讲述一则仲景登桐柏山采药的故事。一次，仲景在山上遇到一位老翁请他看病，仲景号脉后问他：您的手腕上为什么有兽脉？此人如实回答，说：我是山洞里的老猿。仲景拿出一丸药给他，老猿吃下，药到病除。

第二天，老猿扛了一块大木头来见仲景，说：这是一块万年的桐木，聊以相报。仲景用它做了两把琴，一把叫古猿，一把叫万年。这两把古琴的来历，被记载在明代琴家虞汝明写的《古琴疏》里。不管传说多么玄妙，后人赞叹的，是仲景医术高明。

医圣祠子母阙

◎太守之谜

宋代校订《伤寒论》时，引用了唐代甘伯宗《明医录》中的一段话，说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由此可知，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家乡在南阳。

近代思想家章太炎也认为仲景为南阳人。不过，东汉时的南阳郡，归荆州刺史管辖，首府在宛城，下辖37县，相当于今天的南阳全境和鲁山县、湖北枣阳县、陕西山阳县，地域辽阔，仲景故里在南阳何处？有人说，或许在今天的邓州市穰东镇、新野县东北，也或许在南阳县黄台岗乡，各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汉代典籍中的仲景其人，若隐若现。《后汉书·何颙传》记载了何颙其人，说他“显名于太学”。一次，他见到曹操，叹息一声说：“汉家将亡，安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啊！”曹操为此奖励了他。

巧的是，十三四岁的仲景，拜访过同郡何颙。两人稍做交谈后，何颙望着这个年轻的后生说：“你官运不足，但是思维缜密，一定会成为一位名医。”这件事被记录在《何颙别传》中，文末还有一句“卒如其言”，说明仲景果然成了名医。北宋时期，奉敕修撰、皇帝御览的《太平御览》类书，把《何颙别传》收录其中。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华龙说，若以两人见面的时间来推论，仲景大约生于公元151年，卒于公元219年，享年51岁至68岁，在当时平均寿命比较低的年代，已是高寿了。

有人说，在历史记载中，同时代的华佗有传，而仲景无传，既然没有仲景这个人，那署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然是后人伪托。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提出，如果是后人伪托，为何不伪托黄帝、神农、扁鹊等人，藉以增加书的分量，反而去伪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可见否定之说自相矛盾，难以服人。

既然仲景确有其人，《后汉书》《三国志·魏志》等史书都有方技专辑，为什么没给他立传？

梁华龙分析，古代医生地位低下，即使华佗也有“耻以医见业”的记载，仲景只是普通民间医生，和官员没有接触，这一点和华佗不同，史书不可能将其收录。南阳张氏，虽属望族，但到了仲景时期，已经败落，沦为一般庶民，也没有资格为他立传。

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唐代甘宗伯《名医录》中。肯定仲景做过太守的章太炎认为，他做太守，是见过王粲以后的事情。况且，宋刻本《伤寒论》是给皇帝的奏章，一定进行过大量考证，故而要比其他的史书、传记更为可靠、准确。在有的医书中，直接把“长沙”作为张仲景的代称，“长沙”或“张长沙”，指的也是张仲景。

有的学者则认为，仲景并未做过太守。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医学史专家宋向元，从直接资料来探讨，他提出，东汉末年，战事繁乱，长沙为军事要冲，非精于武功战略者，不能当任太守。王叔和与仲景相去不远，如果他做过太守，王氏不会略而不述。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表达过他反对做官求名利，不太像做过太守的口吻。有的书中记载，仲景师从张伯祖，把医术传授给卫汛、杜度二位，他应当是一位专业医家。而历代种种有关长沙太守的传说，凸显的，大约是官本位的现实和医生地位低下的无奈。

仲景是否做过太守，并无过多的价值。“活千人者，子孙必封”，百姓依然尊他为医圣，医德医术世代相传。

初夏的早晨，温凉河畔的医圣祠，清幽宁静，树影婆娑，早已燃起的一炷香，芬芳缭绕，人们来此参拜、祭祀医圣，与他古今相连，相遇相知。

医学与生命同样神圣。2012年8月，世界著名低碳城市科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院长林柯·泰勒来到医圣祠，深为感动，挥笔题词：“健康是上天的恩赐，张仲景把它带到了人间。”

（绘图：王伟宾）

《*》2019年6月28日第13版

魏晋太医令王叔和

魏晋太医令王叔和

文|刘真灵

汉晋之际的山阳郡高平县(今天的邹城郭里镇一带)，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医学大师、太医令，他就是王叔和。生于东汉献帝六年(201)4 月 28 日,卒于西晋太康元年(280)10月15日,终年八十岁。原名王熙，后人习惯呼其字。

王熙的父亲王赈，其曾祖父、祖父、父亲均在山西上党(今长治市)做药材生意。到王赈这代，他便回老家高平，仍做药材生意。

王熙排行老三，大哥王烝，二哥王煦，四弟王照。

公元 204 年 5 月，四岁的王熙离开高平五厘枣行(今山东省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随嗣父王斌(王赈胞兄)定居上党。

215 年王熙的父亲王赈去世，王熙随王斌回老家发丧。此时，正赶上王粲回家探亲。紧接王熙嗣父王斌又去世。四月，王熙跟随族叔王粲去了襄阳。

216年王熙16岁，开设医馆，王粲给王熙取名叔和;29岁入太医院。

王叔和学识渊博，为人诚实，32岁做了魏明帝曹叡太医院的太医令。当年在曹叡的支持下，王叔和将流失于民间的《伤寒杂病论》大部分残稿汇辑成《伤寒论》《金匮玉函要略方》刊刻成书，传承于后世。张仲景能够有今天的影响，王叔和功莫大焉。此外，他还被誉为中华脉祖，其《脉经》集魏晋以前脉学之大成，确立并描写二十四种脉象，定寸关尺三部，叙述各种疾病的脉候。该书对后世影响很大，六世纪即传至朝鲜、日本，后又传至阿拉伯国家。因此，他是中医学、中医发展史上的功勋巨擘人物。

公元280年10月15日，王叔和无疾而终，归葬故里。

王叔和生有三子，长子王楒;次子王杬;三子王炖。

王叔和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一、关于王叔和的里籍

最早言及王叔和里籍并指出其为高平人的是唐代的甘伯宗。甘是唐代的医史学家，收集伏羲至唐历代医家一百二十人为之传记曰《名医传》。在《名医传》中提到“晋王叔和，高平人，为太医令”;《太平御览》引高湛(应为著有《列子注》的张湛)《养生论》说：“王叔和，高平人，博好经方，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养生之道”。按照以上的资料记载，王叔和里籍为高平应是定论。

高平作为地名在历史上有山西高平、有山东济宁，还有宁夏固原等地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大部分医史专家认为高平应为山西高平。理由是：最早提出王叔和为“晋高平人”是唐人甘伯宗。唐人甘伯宗在为王叔和作传时，山东高平早已不存在，而山西的高平已存在于三个朝代(山西高平为北齐时设置)，那么唐人为魏晋人作传，显然要用唐代已经存在的并正在使用的高平地名。如果要用唐代已经废止的高平地名一定会加上“古”、“旧”之类的字眼，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引起混淆。另外，按照考证，王叔和根本未做过晋太医令，甘伯宗所指“晋高平人”之“晋”应当作“山西”理解，此说的确有一定道理。笔者曾到过山西高平王寺村实地考察，王寺村确有一些古遗迹存在，但这些古遗迹究竟与王叔和有无关联，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持此说有邢德刚等。

对王叔和山西说提出质疑是在近代以来的事。余嘉锡先生(1884-1955年)在《四库提要辨证》考证汉晋之间高平王氏见于史传者论述如下：

“考后汉太尉王龚，山阳高平人。子畅，官至司空。畅子谦，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粲，即仲宣也。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刘表以女妻凯，生业，业生宏及弼。宏字正宗，见《晋书·良吏传》。弼即辅嗣。粲二子被诛，后绝……汉晋之间高平王氏见于史传具是矣。叔和既籍高平，又与仲宣为同时人，疑是其群从子弟。”

宋大仁先生亦据此认为王叔和所谓高平当属山东古高平。随后经过朱承山、茹东明、秦恩甲等进一步考证，古高平实今邹县西南郭里集，理由大致如下：高平行政名称始于王莽新政，其前身是西汉橐县山阳郡，东汉至三国曹魏时期，置高平县，属山阳郡，西晋时期仍实行郡国并行制，置高平县属兖州，至隋大业年间(公元 605 年)并入邹县，自此，山东高平便不复存在。进一步研究高平地理，当在今邹县郭里集正西，其境内有高平山，而山西之高平在晋时名泫氏县，于北齐年间(公元 550-577 年)将古泫氏县改名为高平县。北周、唐代设置高平郡，至清代则属泽州府。

王叔和里籍山东高平说，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济宁市中医学会、兖州矿务局中医分会、邹县中医学会在邹县召开了“王叔和里籍论证暨中医学术报告会”。来自全国十个省市三百余名代表,对“王叔和籍贯考证、考察记”的汇报发言进行了认真地讨论,与会的医史专家(如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如俞慎初，张志远等)、学者就几年来的文献考证、实地考察资料作了充分论证。最后一致认为,王叔和的里籍是今邹县西南部郭里乡至微山县西北两城乡一带。一时间，王叔和里籍山东说为多数人所共识。

所以，张年顺先生的观点认为：王叔和的籍贯问题应是一个很慎重的问题，在未有具体确实证据之前，不宜妄下结论，似为维持两可说较为公允。

2013年4月，湖北省麻城市王叔和研究会会长李江峰一行，到王叔和故居邹城郭里镇独山村进行考察。

邹城市中医院院长刘开军向李江峰一行简要介绍了中医院(原叔和中医院)和王叔和的基本情况，副院长刘凤阁等有关人员陪同李江峰一行到王叔和出生地郭里镇独山村进行考察。上午11时许，李江峰一行来到郭里镇独山村，村负责同志及王氏后人及该村的老年人对王叔和的出生及少年时代进行深刻的回顾，并查阅了镇志和王氏族谱。据回忆听老人说起过此事，王叔和出生在该村，但没有文字记载。笔者是独山人，经过多年考察，无论是家谱还是遗迹，在独山村基本没有留下历史痕迹，但考虑到当年若是王氏宗族举家南迁，王叔和在家乡没有什么痕迹也是非常正常的。

二、生于乱世立志从医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残酷压榨人民，疯狂侵吞土地，农民大多破产，流离失所。宦官、外戚、士族官僚集团和地方豪强争权夺利，互相排斥，战争频仍，天下大乱，生产迅速衰落，社会进入剧烈大破坏、大分裂时期。王煕就是在这样缺衣少食的贫寒中度过了他的幼年时代。

严酷的生活现实，造就了王煕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沉静的性格。他与当时政治上的名人刘表是同乡，与文化上的名人王粲是同族。因战事频繁，时局动荡，为避战乱，年少的王煕就随同族人王粲南下投靠在荆州做官的刘表，随家移居荆州。

当王叔和侨居荆州时，正值张仲景医学生涯的鼎盛时期，加上王叔和与仲景弟子卫汛要好，又看到瘟疫流行，无处求医，于是他就下定决心钻研医学。并得以亲聆当时名医张机(仲景)的教诲，为以后医学事业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特别喜爱医学，读了不少古代医学典籍，并渐渐学会了诊脉治病的医术。在他开始行医的时候，因为家境贫穷，衣衫破旧，人们瞧不起他，只好背着药箱四处流浪，常常食宿无着。由于他刻苦攻读古代医学著作，对脉学认真钻研实践，拜有经验的名医为师，逐渐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治好了许多疑难病人，为穷苦的老百姓解除了病忧，由此请他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很快便成为当地的名医，并逐渐传遍了整个洛阳城。他寻求古训，博通经方，深究病源，潜心研读历代名医著作，遵古而不泥古，虚心向有经验的名医求教，博采众长，医术日精，名噪一时。由于其医术高明，公元 228 年，当曹操南下征战荆州刘表，王叔和被推选为曹操的随军医生。其后任王府侍医、皇室御医等职。公元232年，32岁的王煕被选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魏国少府中藏有大量历代著名医典和医书，存有许多历代的经验良方。王叔和就利用当太医令这个有利条件，阅读了大量的药学著作，便着手整理古代的医学典籍。

三、潜心研究编写医书

由于连年的战争，使许多书简(当时还没有发明纸，书都是写在竹简上的)都散落佚失或残缺不全了，即使是几十年前才完成的《伤寒杂病论》也是同样的命运。作为太医令的王叔和(太医令相当于今天的最高级医院的院长)深知这部医学医著的伟大价值，心中十分不忍，便下定决心使这部旷世的奇书恢复其真正的面貌。于是他搜集仲景旧论，到各地寻找该书的原本，终于成功地得到了全本的《伤寒杂病论》，并加以整理、编次、校订、补充，去无存精，析为《伤寒论》一书。但书中只有伤寒部分的内容，没有找到杂病的那一部分。直到唐朝，人们发现了一本已经被虫蛀了的小册子，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正与《伤寒论》相同;另外还有一些内容，是论述杂病的文句，当时尚未见诸于世，但其文风和词藻却与《伤寒论》极为相似。从形式上来看，这本小册子是一种摘抄本，并非完整的内容。虽然有些遗憾不能得到原本，但终究是一大收获，于是将伤寒部分的内容删去，将杂病部分整理出版，取名《金匮要略》。虽然只是不完整的内容，但这部分关于杂病的论述，为后世医家处理许多棘手的医学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王叔和对《伤寒论》的整理使得《伤寒论》能够流传至今，功莫大焉。为我国古代医学史上奠定下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后世医家对王叔和的这一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我国脉学发源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医书《内经》、《难经》中都有记载。魏晋以前，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对脉学都有建树，扁鹊就已经能常用切脉方法诊断疾病了。但脉学资料零乱，缺乏系统的总结，无法被后人采用。作为切脉是祖国医学诊断学之“望、闻、问、切”四诊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当时仍不为一般医家所重视，如张仲景《伤寒论》自序中指出，有一些医生缺乏脉学知识的掌握，或者对于脉学不大讲求，这样临床诊断不明，对于病患者说来是很危险的。因此，为了解决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正确应用脉诊诊断的问题，迫切需要一部脉学专著。后来，王叔和经过几十年的精心研究，在吸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等古代著名医学家的脉诊理论学说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现存最早的的脉学专著——《脉经》，计10 万多字，10 卷，98 篇。《脉经》总结发展了西晋以前的脉学经验，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类列为脉象 24 种，使脉学正式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一门科学。

《脉经》一书，语言通俗易懂，便于民间使用，流通最广。《脉经》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的关系，归结为 24 种脉象，并作出详细的理论性叙述;王叔和非常注重医学实践，能够根据精微的脉理变化作出正确的疾病诊断。

《脉经》一书还提出病有可发汁症和不可发汁症，可吐症和不可吐症，可疚症和不可疚症等，继承发展了张仲景的辩证思想。王叔和总结的切脉方法为我国以后的中医诊断奠定了基础，为后世医学家所推崇。魏晋以前，我国采用的是“三部九候”切脉方法。王叔和根据自己的医学实践，创造性的提出“独取寸口”的新“三部九候”切脉法。这种方法，至今被我国临床诊断所采用，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在中医学界流传着“读尽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的说法，其含意为即使熟读了医学典籍，如果不进行临床体验，也成不了合格医生。这也符合王叔和的主张。

《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同时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公元 8、9 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 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世界上并立的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有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或在此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如阿拉伯医学之父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980—1037 年)著有《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资料即采自《脉经》。其后波斯学者兼医生拉施德丁·哈姆达尼(1247—1318 年)曾主持编纂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其中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脉经》早在公元 6 世纪就已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公元 8 世纪初，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医药方面基本上仿照唐制，其中规定《脉经》是医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其后日本医学家编辑《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其脉学内容也主要是采自《脉经》。中国脉学早已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17 世纪后，《脉经》又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医诊断学方面，除脉诊所取得的成就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诊断方法，如病理解剖诊断技术等。《南史·顾觊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嘱咐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后来，其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妻“不道”，子“不孝”的罪名而惨遭杀害，同时也扼杀了可贵的科学与求实的精神。《梁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的预后吉凶。此举虽不卫生，然而对我国后来诊断糖尿病以尿甜为依据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王叔和脉诀》脉学著作。一卷。旧题晋·王叔和撰。但一般认为是六朝·高阳生托名王叔和的作品。本书特点在于以较通俗的歌诀形式阐述脉理，紧密联系临床实际。书中不少内容是根据王叔和《脉经》重新编撰的。详细论述二十四脉，并立七表(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长、短、虚、促、结、代、牢、动、细)之名目。由于易于讲习，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并由此而派生出不少的脉学著作。如本书后经明·熊宗立加注，改名《勿听子俗解脉诀》，张世贤在本书基础上撰成《图注脉诀》(又名《图注脉诀辨真》);还有不少医家对此《脉诀》做过订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元·戴起宗的《脉诀刊误》(又名(脉诀刊误集解》);清·李延昰的《脉诀汇辨》等。但书中的观点，对脉义的理解以及文字的鄙浅等方面，后世颇有微词。明·吕复在《群经古方论》中批评高氏“谬立七表八里九道之目”。又《文献通考》认为，本书不见于隋、唐《经籍志》，恐为宋熙宁以前人所托。现存明、清刻本、抄本。

四、奇异传闻医术高明

王叔和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救困扶危，治过许多疑难病症，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关于王叔和的民间传说。

1700多年以前，高平有个小村子叫王寺村，村里有家世代相传的医药铺子，主人姓王。王记药铺传到王叔和的时候，规模没比从前大多少，家产没比以前多多少，但那治病救人的名气却比从前大得多了。北并州南许昌，谁个不晓得王先生。上至王孙公子，下到庶民百姓，千里迢迢来高平王寺村就医的络绎不绝。王叔和秉承祖德，不尚虚名，不贪金银，山下修一盘药碾，村边摆一副药臼，家中开一间药铺，日常里或为人治病，或上山采药，或潜心研究他的《脉经》，倒也悠然自在。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魏末晋初，北方战争频发，瘟疫流行，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穷苦百姓得了病，还要挣扎着去做工挣钱，及到病入膏肓打熬不过了，这才不得不求医。试想这等病人那有好治的!王叔和是个直性子人，既不会说那好听的绕弯话，又不会把麻缠事推出手，依旧是尽心尽力为人治病，却不料看一个死一个，瞧两死一双，一时倒叫人心浮动，人们因怀疑他的医术而不敢上门了，过去门前车水马龙的情景不见了。

相传，有一个人曾用煮的槐花水，擦遍全身染成黄色，装作有病，求王叔和诊治。王叔和诊断后说：“你已中槐毒病势很重，用药怕也来不及!”结果由于试探王叔和的医术而搭上性命。村子里有个巫医，平时恨透了王叔和，扬言说：“王叔和时运不佳，谁求他看病就得死，得死一百个。”从此，求王叔和诊治的人渐渐少了。

再说高平城里有座杂货铺，铺子里有两个年轻伙计，一个叫大二，一个叫小三。这一天，伙计俩正在铺子里站柜，忽然看见王叔和从铺门前走过，免不了议论一番，大二说：“这王先生可是越来越不行了，先前是个济世活人的菩萨，如今变成了要命的阎王。”小三道：“这话不对，那些病人原是他自个病的没救了，如何怨得王先生的医术!”，大二道：“你也好笑，没病谁个求医，求医原为活命，难道为了找死?”小三道：“照你这么说，便是好人经王先生搭手也要亡命了，我今天偏要请王先生诊脉，看看我死了死不了!”伙计讴了满肚子气，就吃饭去了，那小三子是个一根筋儿，和大二拌了嘴，心里很不痛快，下死地吃着小米捞饭，刚放下碗，就看见王叔和又从铺前走过，小三心里一急，喊一声“王先生!”一个猛子从里屋跳到当街上，接着，身不由已地躺倒在地上，大喊肚痛!王叔和见地下躺着的楞小子，热汗满面，就地打滚，忙蹲下抓住他的手腕切了脉，叹口气道：“此人无救了”。那大二一听此话忍不住笑道：“真真是大白天碰上勾命鬼!我师弟半点病症也无，原不过讴气，打赌考考你，你就真当他要死了，这样的庸才还吹什么……”话没说完，只听小三呼了一声就不动了。上前伸手一探，已没了气，心下大惊，连叫“怪!怪!王先生真真把个活楞楞的小伙子给看死了!”那小三本因吃饭过饱，又猛力一蹦，使胃肠崩裂，但那些街头看热闹的不去细究其因，亦不听王叔和的解释，只附和大二的说法，立刻一传十，十传百，加枝添叶，把王叔和描绘成了灾星魔头瘟祖宗，别说谁来找王叔和治病，就连他原先的街房邻居，也唯恐避他不及。这样一来，王叔和在家乡一时难以立足，感慨一番，挑起个药担儿云游乡去了。

王叔和从家乡向西云游到太行山下的济州城，应聘到了“济生堂”药店的坐堂医生。虽说新来乍到，但治病配药颇具神通，特别精于内科诸症。

一天，济州城里有一家出殡，叔和看那将将就就的殡仪，就猜得出是个贫寒之家。那口薄板棺材从济生堂抬过时，沥下几点鲜血。正在柜台前坐堂的叔和，瞥见血迹，陡然一惊，再定睛细看就大叫：“那出殡的，如何将活人往外抬?”出殡队里哀哭的，哀歌的，吹打的，各司其职，无人理会。

叔和一急，上前拉住拉灵幡的半大孩子不放行，一连声地嚷道：“棺里是活人，棺里人没死!”出殡的队伍乱了套，几个后生以为他有意胡弄，扯住他就要打。吹鼓手是个老者，见多识广，看不象作恶的，止住年轻人，唤过一位中年汉子叫他裁夺。中年汉子姓午名逢生，棺里殓的正是他的妻子贾氏，年仅二十八岁，因产中血崩脱阳暴亡。当地风俗，年轻女人死于流血等症，统称“血光之灾”，为不连累家人街房，须及早入殓安葬。当日贾氏刚刚昏死，族中长者便硬张罗出殡。这午逢生中年丧妻，无限悲伤，听叔和一说竟也异想天开，甘愿开棺验尸。此言一出，几个愣小子一拥上前，“嘎吱”一声把棺盖撬开。叔和抓起死者的人中、吴元等穴，顷刻之间，那贾氏时而换气，继而呻吟，再而略睁双目，半欠身子意欲起动。这一件医案，倾刻轰动了济州城。一打听新聘坐堂先生的姓名，才知道是高平的王叔和，于是稍知其情者，又绘声绘色地讲起王先生上年在家乡行医，医运不济将活不愣腾的店铺伙计“诊”死的事。一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把王叔和传成了当今扁鹊、再世华佗。种种奇异传闻，传到了都城许昌，王公大臣们便三聘五请，硬把王叔和弄到京都里当了太医令。

从此，找王叔和诊病的人日渐增多。有一天，有位患者腹痛难忍，求王叔和治疗，碰巧王叔和不在家，患者央求他妻子给点药，王叔和的妻子不会治病，看求诊人心切，无奈去后院抓了把锯末，对患者说：“回去煎汤用姜汤引服下”。

因为患者是虚寒引起的腹痛，服姜汤后立时见效，患者拿了只鸡和一斗大米前来酬谢，王叔和得知后严肃地批评妻子说：不会治病不得乱来!并送还了病人的礼品。

据传皇后得了产后症，要王叔和进行治疗，他治好了皇后的病，皇帝派人四处找他，要论功行赏。有小人挑拨说，皇帝找他是为了治他的罪，王叔和急忙逃跑，在途中害怕被捉，就拾铁丝虫吞服而死，这个一生为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死于异乡。皇帝知道后唏嘘不已，又想到他治好了皇后的病，就把他厚葬于湖北麻城县。

史书记载王叔和以年老辞官乔寓襄阳，晋太康元年(280 年)，王叔和病故于襄阳，终年 80 岁，葬于岘山之麓(民国《麻城县志》又说，其墓则封垄在今之麻城县青龙尾，居城南 30 里处)。由于王叔和晚年在荆州不辞劳苦为百姓治病，使不少病人起死回升，转危为安，因而，襄阳地区至今仍流传着许多王叔和治病救人的动人故事，人们把埋葬王叔和的地方，称作“药王冲”以示纪念。

五、精辟论述养生之道

王叔和不仅在医学方面有巨大成就，而且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是古代兼有医学和养生的著名医学养生家，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唐·甘伯宗《名医传》里记载:“王叔和,高平人,为太医令。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修养之道。”提出了饮食治方和养生防预思想。

(一)饮食治方

《备急千金要方·食治方》载王叔和语,云:“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又食啖鲑肴,务令简少。鱼肉果实,取益人者而食之。凡常饮食,每令

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膨胀短气,或至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膳、酥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妨。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又鱼鲙诸腥冷之物,多损于人,断之益善。”以上是王叔和关于日常生活中饮食养生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总结为以下四点:

1、饮食不能过杂

王叔和指出平素生活中饮食不宜杂乱,饮食过杂则易侵犯或伤害人体,引发疾病。即使当时不发病,没有什么痛苦,积久为患,也会引起疾病发生。提示日常生活中,尽管五谷杂粮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有益于健康,亦应适当配搭,不能一次同时食用太多,影响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这是因为有些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如果同时食用就会对机体造成损害。比如食用土豆的时候,就不宜和香蕉同食,食之易致雀斑;食用螃蟹的时候,就不要和柿子同食,食之易致腹泻。有些中药可以当作食疗之用,也应避免和一些食物同服。如用鲫鱼食疗治疗水肿时,避免同食蜂蜜,防止出现中毒症状。另一方面,饮食过杂又会出现“积久为患”。现今社会中高血脂、高血粘度、高血糖等“三高”人群日趋增多,大多因为日常生活中饮食杂乱,长期摄入过多的烟酒鱼肉所致;“痛风”一病,也是因为平素食入了过多过杂富含嘌呤的食物引起。王叔和还提出“食啖鲑肴,务令简少”,指出遇到佳肴美味等丰富的食物,应当控制自己,尽量少吃,不能贪食多饮。否则长期服用会导致营养过剩,引发多种疾病发生。

2、饮食因人而异

王叔和云:“鱼肉果实,取益人者而食之”。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再好的食物,也要选择于自己身体有所补益的饮食而服之。因人的体质会有偏寒,偏热的一面,故对于瓜果、鱼肉的选择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荔枝、龙眼、羊肉、带鱼等属于温性的,适宜于体质偏寒的人;梨、香蕉,鸭肉,蟹等属于寒性的,适宜于体质偏热的人。此外,牛奶、鸡蛋、鱼肉等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有的人吃后会引起不适的反应,有的人进食则吐,或食后即泻,生活中应尽量回避。这提醒了一些希望通过食疗强身健体、却病延年的人在生活中对食物应该有选择性,避免盲目进补。

3、饮食应有禁忌

王叔和指出:“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容易生病的原因在于春夏阳气升发之时,由于贪凉取冷,或过食冰冻生冷食物、瓜果、饮料,损伤了脾胃的阳气,运化失调,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气血,致使机体的卫外功能下降。待秋冬酷寒时,机体因阳气不足而难以抵御外来的病邪,疾病则容易发生。为此,王叔和云:“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膳、酥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妨。”指出春夏不应过食酒浆和瓜果等寒凉之品,夏至以后也不要过食油腻甘甜之品,因为油腻甘甜的食物,同样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损伤脾胃的阳气,秋凉冬寒来袭时,机体则无力抵御,疾病容易发生。这种未病先防的思想对于现今预防疾病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叔和是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按照五行对事物属性的归类,用五行学说来阐明五脏疾病发生的原因及时间,指出季节、居处环境、饮食卫生对疾病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脉经?平人得病所起》就说:“假令脾病,东行,若食雉、兔肉及诸木果实得之。不者,当以春时发,得病以甲乙日也。”。

4、饮食去劣节优

王叔和告诉我们损人之物应“断之益善”,而对于一些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物也不能“卒多食之”。生活中的一些生鲜腥冷的食物,易损伤机体的阳气。另外,烟酒之品,对身体有害之物,不要服食。鸡蛋,牛奶等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食品,也不能过量服食,否则反而对机体造成不利影响。应坚持每日适量的食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果,提示人们要养成一种良好的饮食习惯。

(二)养生防预

1、早期治疗

王叔和主张对疾病早期治疗,防微杜渐,提倡对疾病的预防。他在“伤寒例”中曰:“凡人有疾,不时即病,隐忍冀差,以成病疾。”《千金要方·伤寒论方》进一步注释指出:“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瘥,须臾之间,以成痼疾。”警示人们,疾病一旦发生,只要有少许不适或痛苦,必须及时治疗,不能隐瞒忍受痛苦,存在侥幸心理,等待自行恢复好转。若是拖延下去,很快会由轻病发展成为不治之症。

2、时气不和当早言

王叔和在“伤寒例”中又云:“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者,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指出患病初期,病邪还在肌表(腠理),这时抓紧治疗,很快即可治愈。如果勉强忍耐,拖延时日,病情发展,深入脏腑,则难以治疗。充分体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治未病思想。在近两千年前的遥远时代,叔和这种极其先进的预防医学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养生保健,健康长寿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运用,发扬光大。

王叔和究探性命之旨,深识长寿之道,身体力行的贯彻了养生防预思想,在那个医疗卫生极不发达的时代,得以七十岁的古来稀之年而仙去,体现了“自古中医多长寿”,不愧为有杰出贡献的医学养生家,为古今卫生工作者的楷模。

六、历代评价褒贬不一

王叔和寻求古训，博通经方，深究病源，潜心研读历代名医著作，遵古而不泥古，虚心向有经验的名医求教，博采众长，医术日精，名噪一时。

关于王叔和的评介，后世对此评价褒贬不一。

(一)褒之者

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尤其当该书处于存亡危急之际，王叔和使之保存并得以传世，其贡献之大不可泯灭。

唐·甘伯宗《名医传》称：王叔和性度沉静，尤好著述，究研方脉，静意诊切，调识修养之道; 宋·张杲亦称其：博好经方，尤精诊处，……深晓疗病之源; 宋·林亿在《伤寒论序》中说：“仲景之书，及今八百余年，不坠于地者，皆其力也。” ; 金·成无己称：“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 清·医学家徐灵贻也说过：“不有叔和，焉有此书。”; 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推测：王叔和也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 医学名家俞子容经过研究，认为：“王叔和不仅为《伤寒杂病论》的传人，尚可与张机(仲景)同列。”

(二)贬之者

责其窜乱仲景原义。如喻嘉言攻击曰：“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的确，王叔和在整理中医古文献时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若没有王叔和的整理，我们今天也许就很难知道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他这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功绩，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但是他杜撰脉法和割裂《伤寒论》，却给祖国医学带来了损害，其中杜撰脉法所造成的损害，还比割裂伤寒论为大。古代医学界的著名人士如唐代的杨上善，宋代的朱肱，明代的陶节庵，清代的喻嘉言等，已多少有所指责，现在再补充说明如下：

王叔和《脉经》自序云：

“今撰集歧伯以来逮于华陀经论要诀，合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共同，咸悉载录”。

这一段话给我们的印象是：《脉经》十卷，集古说之大成，异同并见，巨细靡遗，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例如王叔和所说的“歧伯要诀”，无疑是指内经而言的，《内经》卷六三部九候论云：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帝曰：何谓三部?歧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道之，乃以为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是厥阴也，下部地，是少阴也，下部人，是太阴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中部之天以肺，地以戾胸中之气，人以候心……上部之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曲口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

这是我国最古的切脉方法，为了便于了解，根据王冰注解所说的部位，列表于次：歧伯或《内经》的这一套脉法，在王叔和的《脉经》上根本没有提到，更谈不上取舍批判。他虽然不能藉以完全掩盖古代相传的脉法，但后来的医生，因为脉经不提，《内经》上又没有详细载明那一套切脉的技术，久而久之，大家几乎不知道古代的医生，在诊候手太阴肺经太渊脉部位的寸关尺之外，还要诊候其他部位的脉。

切脉以诊候手太阴肺经太渊脉部位的寸关尺为重点，一般都认为创始于战国时代的《难经》的作者扁鹊(即秦越人)，如《难经·第一难》云：十二经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谓也?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

这种说法，可能是切脉方法上的一种发展。因为照《内经》三部九候的部位切脉，比较烦难。稍一疏忽，就会造成诊断上的错误。扁鹊把切脉的重点固定在寸口脉上，诊候起来，就比较容易掌握，但是他并没有排除诊候其他部位的脉。

如《难经·第二十三难》云：经脉者，行血气，通阴阳，以荣于身者也。……别络十五，皆因其原。如环无端，转相灌溉。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病，而决死生也。……终始者，脉之纪也。寸口人迎，阴阳之气通于朝使，如环无端，故曰始也。……

元代滑寿的《难经本义注释》云：“古法以挟喉两旁动脉为人迎，为足阳明脉，受谷气而养五脏者也。……阳经取决于人迎，阴经取决于寸口，朝谓气血如水潮，应时而灌溉，使谓阴阳相为用也。”又《难经集注》卷三引唐代杨玄操的注释云：“经络流行，皆朝会于寸口人迎，所以诊寸口人迎，则知其经络之病，死生之候矣。”滑寿和杨玄操的这种解说符合于扁鹊的原意，也不违背我国医学界一向尊之为“医圣”的张仲景的主张。

张仲景生于东汉末年。后于扁鹊约三百多年，从他所著的《伤寒论》看来，他也象扁鹊一样，切脉以诊候寸口脉为重点，而不排除诊候其他部位的脉。他在伤寒论自序中，批评当时的医生不研究《内经》、《难经》等重要经典著作的内容，在切脉的时候，“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也就是草草地诊候了寸口脉而不知道再诊候人迎脉和趺阳脉(趺阳脉在足，不知道诊候趺阳脉，故云“不及足”)，叫做“管窥”。接着他又愤慨地说，照那样切脉，“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可见张仲景足主张在诊候寸口脉之外，必须诊候人迎脉和趺阳脉的。

可是王叔和的《脉经》上，非但没有记载诊候趺阳脉和位于结喉两旁的人迎脉的方法，反把左寸部位称为“人迎”，右寸部位称为“气口”，他所引证的脉法赞，并没有书明作者是谁，大概就是他自己做的，其实是一种杜撰。

唐初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卷十四云：

结喉两箱足阳明脉，迎受五脏六府之气，以养天人。故曰人迎。下经曰，人迎，胃脉也。又云，任脉之侧动脉足阳明，名曰人迎。明堂经曰，颈之大动脉，动应于手，挟结喉以候五脏之气，人迎胃脉，六府之长，动在于外。候之知内，故曰主外。寸口居下，在于两手，以为阴也。人迎在上，居喉两旁，以为阳也。九卷终始篇曰，个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应四时者相应，俱往俱来也。脉口谓是手太阴脉，行气寸口，故寸口脉口亦无异也。既上下俱往俱来，岂以二手为上下也。……此经所言人迎寸口之处数十有余，竟无左手寸口以为人迎，右手关上以为寸口。而旧来相承，与人诊脉，纵有小知，得之别注，人多以此致信，竟无依据，不可行也。

杨上善说：“别注”以左寸为人迎竟无依据，当然足指王叔和的《脉经》而言，“竟无依据”就是杜撰。但是从杨上善的这一段话上，可以知道，自从王叔和在《脉经》上杜撰了以左寸为人迎的说法，就为“小知”者所采用，在唐初已很流行。这就搅乱了人迎脉与寸口脉的诊候方法，而自歧伯、扁鹊、张仲景以来，历代相传，在诊候寸口脉之外，还要诊候其他部位的脉的方法，因而淹没不彰。

后来医学界在谈到人迎脉的时候，大都依稀恍惚，无所适从。例如宋代朱肱在其所著的《活人书》里论人迎气口云：“人迎气口在颈，法象天地要会始终之门户”，本来没有什么错误，而注解上则说：

人迎气口为太阴肺经，而黄帝乃云人迎亦胃脉何也?左手关前一分者人迎之位，挟喉咙两旁者人迎之穴，属足阳明胃之经也。这和杨上善的说法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一书中慨叹着说：

上古诊法有三者，其一，诊十二经动脉，分天地人三部九侯，以调虚实。其二，以喉旁人迎与手寸口参诊，取四时，若引经，大小齐等曰平，偏盛曰病。其三独取气口，分寸关尺外内以候脏府吉凶。今废其二，惟气口之诊行于世，而且失真，噫，可胜惜哉!

徐春甫的慨叹惋惜，代表一千多年来，我国医学界及文化界中一部分有思想的人的见解和感情，其中包括宋代的朱熹，元代的吴澄和明代的李时珍等人在内，而脉法“失真”，应归咎于王叔和。

王叔和的《脉经》可议论的地方很多，本书只想就上述的一点谈到此地为止，用意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认为：切脉方法对于临床诊断的关系很大，歧伯、扁鹊、张仲景的方法有可取之处也比较全面和合于科学，应该整理研究。王叔和杜撰的脉法，对于我国脉学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应该澄清。不过，要澄清王叔和杜撰的脉法，和整理研究歧伯、扁鹊以及张仲景的脉法，单根据书本资料和一般的也就是王叔和脉法圈子里的临床经验是不够的。据所知，王叔和以前历代相传的脉法并未失传，依然保存在民间，应该发掘。这一部分宝贵的祖国医药遗产，如果能够公之于世，则不但对于整理研究歧伯、扁鹊、张仲景的脉法有了活生生的参考资料，得以去伪存真，开展诊断上的技术革命，同时对于建立新中国的医学学派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谈到王叔和的割裂伤寒论，清初名医喻嘉言说：尝观王叔和……编述伤寒全书。苟简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赘辞。其后可与不可与诸篇，独遗精髓。手脉一篇，妄入已见。总之，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由复睹黼黻之华。况于编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语。明是贾人居奇之术，致令黄歧一脉，断绝无遗，悠悠忽忽，沿习至今。所谓千古疑城，莫此难破。兹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见伤寒尚论篇)此中所谓“碎剪美锦”，也就是“割裂”的意思。此外明清名医如陶节庵、方中行、张路玉、黄坤戟、吴仪洛、程郊倩、章虚谷等都有同样的论调，即使为王叔和辨解的人，也不得不说他“智浅才薄，不能心得全书精义”(见伤寒论本义)。因此可以肯定，王叔和在编集《伤寒论》方面也确实足有问题的，现在再提出一点前人没有谈过的地方，以为助证。

现在通行的《金匮要略方论》，大家都认为是仲景《伤寒论》原书的一部分，而《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相同内容不同体裁的另一书名，都是王叔和编次的。可是王叔和在《金匮玉函经》卷一证治总例中说：

经云，地水火风，合和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胀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单，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败则身裂。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金木水火土，互相攻克。如火炽燃，重加以油，不可不慎。

这一段当中引证的“经云”，既非医经，也不是儒家的经典，而是“佛经”。佛经上经常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有内外两类，内四大指人身上的四大而言。凡人身上的皮肉筋骨属地大，血液脂膏以及涕唾属水大，暖属火大，呼吸属风大，和我国医书上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完全不是同一系统的理论，而王叔和把这两种思想系统不同的理论生拉活扯堆砌在一块，也没有写明不是张仲景的说法，真是“厚诬古人”。

另外他在《金匮玉函经》卷一又援用了如下的佛教术语：

人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起。六识闭塞，犹如醉人。生熟二脏，虚实交错。

《金匮要略方论》卷下，还有：

“凡心，皆为神识所舍，勿食之。使入来生复其报对矣”，这是佛教里面“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教义，拿来放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这不是更加可以证明，王叔和碎剪了《伤寒论》的美锦吗?

王叔和为什么要这样搞?揣测可能是，西晋初年，我国佛教界方面译出的经典已经相当多，佛教的影响也已相当普遍，名十名僧迭相往还，促进了清谈玄学，王叔和大概也染上了“玄风”.而自命为“通入”，所以不惜割裂伤寒，藉以自重。照现在的观点分析起来，还是出于自私自利，喻嘉言说他是“贾人居奇之术”，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王叔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资料。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景仰的著名医学家，和他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执着追求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体现在他对前人文献的引用上。如《脉经》中就引用了大量古文献，他在引用文献时，或以标题形式列出，或以文后加注的形式注明文献出处，便于读者根据所引文献的出处，找出原始文献，他这种严肃而忠实的态度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值得后世效法。

王叔和不但是医学家，而且还是古代将脉学系统化、专门化的一位医学大师，对国内外医学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今山东省邹城市铁山前建有叔和中医院，并为其塑像一尊。2017年4月22日，邹城市成立王叔和研究会。

作者简介：

刘真灵，高级讲师。长期致力于邹鲁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现为全国中小学乡土文化教材编委、伏羲易经文化研究会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济宁伏羲文化学会副会长、邹城市郭里镇凫山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邹城乡情》、《在行动中创造教育》、《知识拯救生命》、《儒学经典教育丛书》、《邹鲁凫山话伏羲》、《峄山志》、《峄山诗墨迹选》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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