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发源地在哪,黄河发源地在哪儿

黄河发源地在哪

黄河源头位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雅拉达泽峰，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玛曲、约古宗列曲是黄河的正源。黄河依次穿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蜿蜒东流，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莱州湾）。

黄河，在中国古代称作河水、大河，简称河，是中国的第二长河，仅次于长江，也是世界第六长河流。中国的两条母亲河之一，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噶达素齐老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千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图解黄河源：从西汉到清朝，塔里木河为何一直被认为是黄河上游？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夏文明发源地。可是，黄河究竟发源于哪里呢？因为种种因素影响，在古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人，甚至可以说黄河正源在古代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意识当中的黄河源头是出自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才是黄河的上游。尽管黄河的真源（青藏高原）海拔将近5000米，而“伪源”塔里木盆地海拔仅有1000米，高度差达到4000米之巨，但一直到清朝，这种错误的认识还在被人们所接纳。

那么，在清朝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是什么原因让古人一直坚持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上游，塔里木河又是怎么成为黄河源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用3D地形图+历史的方式，和大家聊一下中国古代对黄河源的认知变化和其缘由。

现在说起黄河的正源，大部分人都知道，是在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北麓。可是，这个真相是什么时候才被确定下来的呢？准确来说，专业的测绘结果是1952年得出的，人类认识到黄河真源的历史距今不足百年。

而在公元1704年，康熙帝曾命拉锡、舒兰探河源，后来尽管他们发现黄河是从扎陵湖西部的星宿海上方三条河流发源的，而且还编撰了一套书叫《河源纪略》详细记录了这次的勘测行动，按理说他们已经发现了黄河真源，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人依然在书中坚称黄河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内的的塔里木河。说是塔里木河汇入罗布泊后，从地下潜行至青藏高原的噶达素齐老山冒出，再流入星宿海，形成黄河……就这样，古代最接近真相的一次河源地理考察，因为这一荒谬的定论变得不完美，“黄河源自塔里木”成为《河源纪略》这部心血之作的最大败笔。

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古人愿意相信这种看似荒谬的结论的呢？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人对“海拔高度”这一概念的认知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古代经典的“误读”。

积石山、星宿海和罗布泊的位置

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的气候恶劣，再加上交通不便，汉人的足迹基本都是止步于青藏高原的，当年大禹治水时亦是如此，他也不能跨越青藏高原。所以，《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说大禹“导河积石”，意思是当年大禹疏导黄河是从积石山开始的，积石山在现在的甘肃临夏西北部。这个记载也从侧面说明，积石山应该是古代汉人能抵达的黄河最上游位置。

大禹治水源头-积石山所在处

熟悉地理的人应该知道，黄河在积石山段时差不多已经流了1500公里，该段的河水的流量依然很大，仍算得上是一条大河，古人自然也清楚这里不可能是黄河的源头。但是呢，由于积石山再往上游走，西有积石关，临积石山，峡中两岸石壁森立，相去甚迫促，黄河经过那里好象在沟渎中行，再加上青藏高原恶劣气候条件，常人根本没有能力溯河而上去找寻源头。

积石山段黄河地形

上古典籍《山海经》中曾记载称黄河源在昆仑山。昆仑山是一座神山，它“方八百里，高万仞”，上面住着许多神仙，到处都是奇珍异兽，玉石遍地，黄河的源头就是出自昆仑山。

可是，昆仑山在什么地方？《山海经》没有具体说，只是很抽象地介绍了一下昆仑山的地理环境：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敦薨之山（天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罗布泊)，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

可以说，在西汉之前，昆仑山的具体位置十分模糊，没有具体定位，这使得本就无法触及的黄河源头更加扑朔迷离。

在西汉之前，除了商人之外，汉人足迹很难越过河西走廊，更不要说更西方的“西海”、“敦薨山”了。汉人真正突破河西走廊，还是在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河西地区的大月氏被匈奴击败，他们背井离乡，逃往帕米尔高原以西，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国家。汉武帝看到这个机会，便打算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张骞凿空西域。（凿空，即：凿孔，形容路途艰难，危险系数高。）

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收效甚微，还别匈奴打的几乎全军覆没。可是，他回国后向汉武帝描述的西域景象，却让汉武帝坚信昆仑山就在那里：

具为天子言之，曰：……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今咸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黄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

张骞凿空西域线路图

张骞的意思是于阗再往西走，帕米尔高原西侧的河流都汇入了咸海，而于阗东部所有的河流都流入了罗布泊（盐泽），之后，再没有一条河流从罗布泊流出。可是河水只进不出，罗布泊的水位却可以保持常年不增不减，严重不符合当时古人的思维逻辑。所以，张骞猜测只有一个可能：罗布泊的水通过地下继续向东南潜行，然后从大禹治水处的积石山回到地面，形成黄河。这种推论也和《山海经》中的描述相符。

汉武帝听了张骞的介绍，感觉很新奇，愈发对西域产生兴趣，想要一探究竟。元狩元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击，大破匈奴，河西走廊被打通，汉武帝派使者携带大量金银馈赠西域各国，顺带打探河源究竟，最终经过几番调查之后定下一个结论：于阗地区是黄河源，盛产玉石，上古神山-昆仑山应当就是于阗南山。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最终，汉武帝认为神话中的昆仑山已经被自己找到，便欣喜地下诏敕封了于阗南部的山脉为昆仑山，而塔里木河自然也就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黄河源头，荒谬的“黄河潜行猜想”就这么被坐实了。

西汉黄河源示意图

汉朝之后，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时代，西域在很长一段时间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黄河源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再去质疑和考证了。

到了唐朝之后，中原王朝疆域面积再度扩张，一度延伸到青藏高原的东部的阿玛尼卿山。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问题：黄河过了积石山之后，竟然还有很长一段河道，根本没有遁入地下的情况。这个发现意味着之前汉朝的记录是假的？

可是，当时的人还是不能深入到更上游的地方去调查呀，毕竟吐蕃和大唐经常发生冲突。所以最后人们又做出了一个推断，甘肃的积石山是小积石山，青海的阿玛尼卿山才是大积石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记载：

“黄河源……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

也就是说，唐朝虽然黄河水并非出自临夏积石山，但他们又定了一个新的“积石山”，称罗布泊的水遁入地下之后，从新的积石山（大积石山）流出，形成黄河，还是没有抛弃汉武帝的昆仑山，以及“河出昆仑”的说法。

古代黄河“潜行”线路变迁

从秦汉时期，到唐朝，说来说去，还是人们无法探知到黄河的真源，进而只能凭借《山海经》对黄河正源进行“猜想”罢了。而到了元、明、清时期，青藏高原被纳入正式统治区域，人们对黄河源的认知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甚至在清朝康熙时期人们就已经通过官方的地理探测，证实了黄河发源于扎陵湖西部的星宿海，而且还知道星宿海是由三个主要分支构成，这三个分支是黄河的源头。

清朝的勘测人员去查看三条分支时，发现北面和中间的河流下来的水是绿色的，只有南边一条流出来的是黄色水，所以他们便认为这一条可能是黄河正源，于是就顺着这条河继续勘察。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条河的水流一段之后就渗入地下，再走20里，又能看见水流，一直走到通往**的大路旁边的噶达素齐老地方，看见西山脚，从二泉流出黄水，现在流出来的虽然细小，但是夏秋流水河道明显又宽又大。

青海黄河源

最后，这些勘测人员经过一番商讨，参考了《山海经》、《禹贡》、《史记》，以及明代于谦的《积石山考》，得出一个新结论：在星宿海的西南部，巴颜喀拉山的噶达素齐老峰上有许多巨石，看上去不像是自然形成的，更像是人工堆叠的，而堆叠不就是“积”嘛？所以，这座山应该就是《禹贡》中所描述的“积石山”，认为当年大禹治水是从噶达素齐老峰下开始的。

按照这种说法，塔里木盆地内的诸多河流汇入罗布泊（泑泽）之后，向西南潜行，然后由噶达素齐老峰处冒出，然后注入黄河。也就是说，在清朝人眼里，黄河源头其实还是塔里木河。

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黄河河源查勘队，最终确定了黄河的正源是从玛曲发源，而非塔里木河潜行所致。

河西走廊局部3D地图

其实，古人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上游，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水可以从低往高流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而是因为中原和西域的特殊地理环境所致的，中原和西域之间沟通的桥梁是狭长的河西走廊，一侧高山，一侧荒漠，地势缓升缓降，绵延数千公里，使得行走在期间的人根本无法感受自己是在上坡还是在下坡，只是会感觉越往西走，左侧的山就越高大，于是便产生了河西走廊西部高，东部低的错觉。

这一点，在上古神话“共工怒触不周山”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帕米尔高原），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这一神话说明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西部高，东部低了。所以，如果我们搞清楚这一点，自然就不会人认为古人把塔里木河当做黄河源是荒谬可笑的愚论了。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

【依托学科推动“两创”·国学学科化建设】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

从“根”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其称雄的历史舞台就在黄河流域。在这里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距今9000—7000年前（即前仰韶时代）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北首岭下层文化）、甘肃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山东的后李和北辛文化，分布在黄河流域；距今7000—5000年前的史前中国最灿烂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著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育发展起来的。这些璀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到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的演进，其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使得它们成为迈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紧接而来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史称“万邦”时代。万邦时代也是早期国家诞生的时代，形成了邦国林立的格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20多座当时的城址，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在这一格局中，黄河流域还出现了颛顼、尧、舜、禹等为首的著名邦国和族邦联盟，形成了万邦中的政治中心。之后，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乃至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国都几乎也都建立在黄河流域，黄河文明成为每个时代的最高文明。这就决定了黄河文化在国家形成之前，属于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主导性文化；而自国家诞生之日起，黄河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马远绘《水图卷·黄河逆流》 资料图片

从“根”上讲，我们还可以把近代之前的中国历史道路的演变轨迹概括为五大阶段：（1）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2）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3）早期国家的邦国形态—（4）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5）秦汉至明清的帝制国家形态。伴随着这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华民族也逐渐形成了：由五帝时代与邦国（族邦国家）相联系的部族，发展为夏商周以来与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相联系的华夏民族，再发展为秦汉以来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汉民族及其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民族与国家在它们诞生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每每表现为她所在国家的灿烂辉煌。延绵不断的悠久的中国历史表明，民族类型是由其国家形态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形态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类型。

国家是民族的外在框架，是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从民族形成视角看，颛顼、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特点是国家的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姬姓、姜姓、子姓、祁姓、姚姓、嬴姓等姓族。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与夏商周复合制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复合制结构使它容纳了许多不同的部族，因而华夏民族自诞生伊始就属于文化民族。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发展经历了由夏商时期的“自在民族”发展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觉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民族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就属于民族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华夏民族由其衣冠服饰、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等所表现出的共同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和民族自觉意识，展现了华夏礼乐文化是其民族的血脉。

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因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对应的，存在两个层面上的民族：第一类是汉族以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第二类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其中，汉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而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则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与统一国家相匹配的全中国的“国族”。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实际上，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正在形成中。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外敌的入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一词就是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表达。

中华民族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是以其国都的所在地黄河流域为核心而凝聚起来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血脉，是中华民族之根。

黄河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可靠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鉴中，我们抓住了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黄河文化，也就抓住了中国历史的根本；黄河文化的演变轨迹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运行逻辑。由黄河和长江两大母亲河所培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恢宏的气度胸怀与精神品格，是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气神。

把黄河文化提高到中华民族之根的高度来认识，重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而在新时代，对于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走学科化和学科建设的道路是条康庄大道。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十几年前提出了“黄河学”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是高明而有远见卓识的。

学科建设是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体。不变是指有些学科是超越时代的，它构成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属于基础性的。变是指有些学科有其时代特殊性，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样，时代不同，学科的特色不同，新生学科的诞生，每每都是新时代的产物。黄河学就是应时代的需求而提出的。黄河学不但包含了黄河文化及其相关的人文、经济、社会等学科，也包括生态、地理、水利等自然学科，是一个跨多领域的综合学科。从黄河文化到黄河学是质的提升，它凸显了黄河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一般而言，以往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科研，是散点式的，缺乏总体规划，很多成果无法得到系统性的总结，无法将不同成果、跨学科的不同领域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但是，走学科化的道路，让文化研究真正进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可以克服以往科研的这些弊端，使得学问与学科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也使得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个人的研究与国家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呈现出广阔的英雄用武之地。

《*》（ 2020年01月1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