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zheng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zheng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 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死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对强大力量zheng府的担心，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更大，发展更不确定。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 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
李嘉诚如何作为？“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李嘉诚这么说。
七
李嘉诚已是高龄。
但按吾人文化特色，这正是做事的好时候。名利浮云也，从心所欲，李嘉诚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外人眼看，李嘉诚在大陆社会和其它地域的作为尚未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场和管理领域的“劳碌命”可结束了。止矣。难道他还想把在香港那种套别人的钱成为自己势力的方式用于大陆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千百万普通大众吗？他自己不是告诫过，在他自己的家乡潮州，一分钱也不挣吗？
不断挑战自我需要新的突破。李嘉诚需要创新。富极的他也许像当年贫极的父亲一样需要重新开始，遗憾的是已有了超拔境界的李云经先生无力开始，那么李嘉诚能否做到这一点？
他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变迁里如何作为？这也是当今社会里的崭新课题，这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新的权力关系，新的话语方式。 美国的一些豪门望族，或暴发户们曾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有所动作，但或不成功，或为笑柄。
换句话说，经济对权力的关系不应只是介入，由商人演变为政治家；也不应只是取代，如目前广泛存在的跨国企业，李嘉诚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本身就是权力，这权力如何体现？又与传统权力如何包容？
李嘉诚如何对待自己庞大的产业。什么是李嘉诚的遗产？西人福特、洛克菲勒曾面对过这道难题。“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吾传统文化的总结。李嘉诚如何解答？
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成功均为借力。“让别人为他赚钱”，他缺乏原生创造， 但他就是成功了。SO WHAT ？那又如何？这也是华人世界进入国际社会里的一道难题。近200 年来，吾人还没有在生产力、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有大的贡献于文明社会。这在古代zhong国自《吕氏春秋》以来代不乏人，在西方世界也有大量的人士如比尔。盖茨等人在思想产品和实物产品上影响了人类社会。
这已不仅是李嘉诚个人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的问题。这也许正是zhong国文人沉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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