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的生命可能极境的迈进是多数国人难以理解的。但李嘉诚实实在在地在多个领域里作了尝试。这里有着老子的智慧，无所不为；有着传统文化最深的底蕴发挥着作用，生生不已，其命惟新；有着现代性最本质的要求，惟新是尚。 我们的传统素有知命之说，李嘉诚在生活事业上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了人不仅属于自己，不仅属于一个家庭，甚至不仅属于一个家族。大富在天。李嘉诚有自知之明，他就是这样说的，“创业时要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在一个有才气有灵性的人百倍地付出后，命运之神再也没有放弃他。像领受了神谕一样，像清教徒为上帝积累财富一样，李嘉诚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生命可能的丰富。李嘉诚没有丢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放弃，就成为最好的，在各个方面的尝试成为最好的。亿万的财富进出、投资、投机、吞并……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疆域的王国。李嘉诚乐此不疲。他曾经一人担负全家人生计，现在一人也足够撬动香港、东南亚。无论被美国《财富》周刊评为千禧年企业家，还是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00年第一号最有权力人物，都说明了人们或远或近感受到了他巨大的存在。
与李嘉诚比起来，他的同时代人物们同样优秀，我们说过那是一个成就了众多巨人的时代和地方，那是做惯了“螺丝钉”的人想像不及的巨大个体。霍英东智慧出众，包玉刚勇冠三军，郑裕彤胆略过人，李兆基本分严谨，郭得胜雷厉风行……各有特点。李嘉诚则挟传统文化的精神而来，与新时代博弈，平和、诚实、坚忍，把中华文化的立功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李嘉诚身上，很难发现他属于哪一类人，具有哪一类性格。他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也是集大成的，是众人的综合。他温情而不过分，厚爱而不过溺。他动辄捐给社会千千万万，而给一个求助者只以言传并济以少许钱物。也许正是这种分寸感，使他能在社会人生的诸种方面取得成功。即使到目前，他似乎也没有失去这种分寸感，他的眼光仍足够敏锐，他的头脑仍极为灵活，这使得他每有行动总能令世人“大跌眼镜”，他的行为有众人想像不到之处，而这行动的成功结果又总如风景骤起变幻一样蔚为壮观，神奇地充实了平凡人众的视野。
但平常心确实失去了。在这方面，李嘉诚更属于他那一群人，更属于他那一时代。李嘉诚纵然表现出了作为经营者的独特的“这一个”，纵然他以投资为出发点，但他仍有投机的行为后果。在这方面，李嘉诚们并不逊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只是我们至今缺乏对于索罗斯的认识和判断。在李嘉诚们购并、大战英资时，其行止“犹可说也”。而后来，强敌已去，暴发称雄，已经求败不得，其作风“不可说也”。纵然我们缺少价值参照和价值判断，但这些 资本家们，在资本的炒作里“鞭笞天下”，视万物为刍狗，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的成功不仅伴随着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尸枕狼藉”，而且千百万的普通民众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奇高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动荡的社会生活。那真是大亨哼哈，招摇社会，鱼肉民众，怨不能言。一个对于发达国家和文明社会而言的前现代笑话（经济危机期间香港的房地产商们就很为西方人嘲笑了一阵），李嘉诚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谈论索罗斯、李嘉诚、盖茨们，用西人的比照系统已难以认识。人道主义的、温情地善待社会大众的说法儿已不足以服人，也不符合商业伦理和资本扩张铁律。 也正是在这里，李嘉诚们的存在对吾人智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就是他们不仅有效生产出了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而且他们引导并规定了大众们的生活内容。尚名、尚钱、尚成功、尚简单的拥有感。“螺丝壳里做道场”，今天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这道场雄阔壮大，不仅全世界的目光为之吸引，而且千千万万个体生命的情感和行为也为之规定，并按指定的方向推进。正像美国的男人们为盖茨所苦，李嘉诚的声威余烈也使政客们的模样和普通人生活的微小的成功黯然失色。“民日用而不知”，这日用而不知的生命之道竟为成就功名的紧张关系僭越，成为重要也惟一的内容由民众填充。风云激荡的香港也因此举世公认为“文化沙漠”，生活和事业的目的一旦为简单的拥有感僭替，用我们文明中最深厚的道理来解释，就不仅有违人情，而且直干天和。
这一丧失道统的文明发展格局跟大陆、台湾的情形异质同构。大陆宏大的、以时间和千百万人为背景底色的历史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身的否定、反动、还债。台湾不仅出现了，而且有了不弱的民族文化分离势力。香港，一度为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称道的地方，则把资本运作的深层垄断与吾人文化的专 断传统作了最好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香港zheng府力量不仅日益强大，而且政治思维日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李嘉诚自然也感觉到了，他把投资转向了海外。但他更经常表现的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借力更甚。他忘记了，一个超人的存在，既是伟业也是罪行；他忘记了，市场上的唯我独尊的得意伤害了平常的健康的人心秩序；他忘记了，从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中超拔而出，也必须有效地引导其健康的因素，否则为其反噬，成为人不能同情的异类。
六
李嘉诚的行事方式就这样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在大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即使如此，他的成功与他在香港地区的辉煌比仍极失色。这里有传统文化惰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诚的事业有待在更大更纵深的文明内部展开的一面。在中华文化里，在文明共同体内部，李嘉诚仍显得渺小，仍不足道。
不管怎么说，大陆正在转型。如中外有识之士一致看到的，这是艰难的转型。但这种阵痛在香港的历史上已上演过了，只是与香港发生的相比，这一次无论在规模、时间、性质等层面上都堪称重大。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转型也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从另一角度讲，李嘉诚早已无法置身事外。如前说，他在香港的成功 多与大陆的政治变动相关。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虽让他捡得“很多便宜”，但他仍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潜意识里有一种惶惑。如他自己所说，在关心国际市场的同时，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内地的变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担心。处于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对于一个不得不介入政治的所在，其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认为，曾经大做捐献的李嘉诚已经从大陆获得了不少好处。但在李嘉诚看来，即使自己做了这种捐献，如有1%的生意却受到影响，那么他宁肯没有做捐献而生意出现超过10% 的不利。事实也是，虽然他在内地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他600 多亿的投资中，有超过15％～20% 的项目是不理想的，虽然他感觉总体“还算不错”。对于商人而言，一个项目出现亏损或经营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经理层重新考虑规划，改变不利处境只是时间问题，但对于大陆这样的转型市场来说，赢利与否，甚至项目本身，考验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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