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Jing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将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告诉他。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怕朱德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到了晚上8点，朱德才得知周恩来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在那么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女儿朱敏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当朱德听到周恩来在临终遗言中说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他喃喃说道：
“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骨灰是撒在大海里的，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家人：“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女儿点了点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起总理革命的一生。声音是那样深沉，又是那样悲切，言语中饱含着他对亲密战友的怀念。人们怕朱德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多说，但他还是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他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了。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这位九十高龄元帅的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从此以后，朱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叨念周恩来的名字。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 “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巨大哀思，随着那撕心裂肺的哀乐，闪着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最珍贵的遗产
１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德90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待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也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建议住院治疗。朱德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医生不放心，给他搭脉，听心脏。从医生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况不好。经过几个专家会诊，决定让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等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医生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德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克清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康克清说：“那就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朱德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时，康克清紧张起来，丈夫的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她说什么也不相信。
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工作人员把房门、窗户都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到另一间病房去，朱德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德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康克清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引起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1000至2000毫升，排尿只有100毫升。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克清请求换药。这时，在朱德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德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虽然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但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刘湘屏对朱德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克清听见她问负责朱德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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