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里，看见朱德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zhong国Gong产Dang(马列)”的组成、人选等，他边看边笑。康克清问朱德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德处在这种逆境下，心情抑郁，寡言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从而陷入更为愤怒的沉默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克清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1967年春，妇联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到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康克清攻击江青。大字报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康克清被“揪”了出来。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Mao主Xi呢?”她心中充满了一个个疑团。她向朱德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她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德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再次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德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克清从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德。朱德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
康克清急了，以为朱德真有什么事，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
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代表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见康克清还是不怎么明白，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做代表，那就找吧!”朱德还告诉康克清：“Mao主Xi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自己不能出去了，他却要康克清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
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
1967年2月，十多名群众给康克清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了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
戚本禹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这年3月30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对康克清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康克清回话。尽管她倒背双手，低着头，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她只有一个信念：“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1969年4月，zhong共九大召开，83岁的朱德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那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康克清说不认识。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Jing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口 罗 !”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德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名义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德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Mao主Xi对我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德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周恩来向外界说明：朱德是红司令
朱德和周恩来是一对感情很深的革命老战友。自从他们1922年在德国柏林一见如故，几十年来，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共同担当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那条毛毯了。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他从朱德那里出发，没有带行李。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在送别时，朱德就把自己身边惟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5月，周恩来由延安去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击。周恩来亲自指挥Jing卫人员作战，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我援军闻讯赶来时，那帮匪徒在车上没有找到任何“财宝”，气急败坏地在这条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几个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现在，这条毛毯珍藏于zhong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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